通过建立三个清单，依法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挡住寻租的黑手。
与英国工党不同，PSOE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关系不那么亲密。到那时，即便英国还是多民族国家，也很可能不再是单一制。
第一节是对英国和西班牙两国基本情况的介绍，说明这两个国家既对本国的多民族性逐步予以承认，又维持了单一制的基本宪制框架。本文要讨论的英国和西班牙都属于这样的案例。而一旦中央和地方分别由保守主义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纷争就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英国的自治地方政权除非得到英国中央政府的同意，根本不可能顺利地对外交往、参与国际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新型国家才既是单一制的又是多民族的。
英国这一多民族国家仍维持单一制的基本宪制框架，概因尊奉宪法学巨擘戴雪（A. V. Dicey）总结出的议会主权原则。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破灭了这个梦想。行政审批法治化意味着行政审批之外的广阔空间是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自由空间，可以放开手脚，自我发展。
（2）严格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和主体，规范行政许可设定程序，规制行政许可设定机关裁量权，有效遏制许可设定机关滥设行政许可，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21]安应民主编：《管理心理学》，西宁：宁夏友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政府自利驱动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动力障碍。
要厘清行政审批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正本清源，寻找法律上的解释。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内容明确是其良善运行的基础。
（4）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强化社会监督。从马桶圈的形状到农民的拖拉机存放地点，从李子多大才能上市到能否在家里编织手套和在办公室抽烟斗，政府都有权过问。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35]。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软化，政府自身具有一种不断扩张和膨胀的本性，即追求政府人员和预算的最大化。
而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了不能设立行政许可的四种情况，但使用的是可以不一词，从而使对行政许可设定机关的禁止性规定变为授权性规定。三、行政审批法治化的障碍分析 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大势所趋，但行政审批的法治化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诸多障碍。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包括两方面：对许可设定和实施机关的监督检查和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的监督检查。
以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策性推动。就程序层面而言，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要规范行政审批改革权的运行程序、规范行政审批实施权的运行程序，即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设定程序、实施程序和监督检查程序，并切实严格依法进行，要让行政相对人行政审批全过程中看到程序正义、享受程序正义、相信程序正义。
为此，必须积极推进行政审批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以最大限度发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和《行政许可法》实施的综合效应：（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体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辩证关系，从而使《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公开原则难以落实。
[8]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为此，必须完善政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健全政务信息公开配套制度，创新和强化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和平台，保证社会主体能够充分获取政务信息，从而引导社会主体的行为，并强化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从而遏制政府自利。[18]洪威雷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进程中的障碍分析》，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二是政府机构存在体制惰性，这使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受到自身力量的掣肘，从而行动迟缓，使政府制度的供给总是赶不上社会对制度的需求[20]。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15]。[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也就是说，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是行政审批的一种发展趋势，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的政府管制（即行政审批）模式。企业信息的披露，可以减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隔离，引导消费者采取理性行为而避免利益损失，并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它既不是在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间的选择，也不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完善的政府间的选择。【摘要】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轨道。
但行政审批法律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也阻碍着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历史进程。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省级政府只能设定临时许可，其他国家机关不能行使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显然，传统全能政府理念影响深远，已成为行政审批法治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思想障碍。[23]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行政许可法》第8条确立了信赖保护原则，但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补偿的具体标准和行政补偿的启动程序，以致使这个良好的制度创新在具体实施中可能被架空。[26]朱最新、王丹著：《法治视野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及广东的路径选择》，载《岭南学刊》2014年第3期。
（二）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行政许可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行政许可，也叫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外部行政行为。
（3）公务员制度不完善。因此，行政审批法治化，是指行政审批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
社会诚信体系是以现代诚信文化、社会诚信制度、社会信用服务组织等为子系统的有机配置、互相支持的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17]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审批的产生是为了维护政府的绝对权威，保持社会稳定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那么在市场经济中它有可能嬗变和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公务人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成为一种旨在抽租与创租式的行政审批，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异化力量[18]。
《行政许可法》的修改，一方面要为强化行政机关对被许可人监督检查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要强化对许可设定和实施机关的监督检查，明确相关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责和公众参与权利，落实相关法律责任。[13]何智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启示》，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当前，我国行政审批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从而为行政审批法治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反，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以及二者之间不尽完美的组合间的选择[7]。
其中主要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审批中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的情况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行为不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监管力度，政企利益同盟的存在妨碍了社会公平，导致了社会腐败等等[3]。政府组织自身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自我膨胀倾向。
执行者角色的双重性使得行政审批法治化难免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执行者的既有利益格局，甚至会伤及其利益，因此执行者保护并试图扩大自身权力和利益，就在事实上成了推动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巨大动力障碍。在法定的准 入限制之外，市场主体可以进入。
[9]皇帝口含天宪，主宰着百姓的一切。这不仅大大缩减了政府公务人员寻租的空间和机会，也增加了政府公务人员行政审批的工作压力，从而导致政府公务人员既得利益的丧失。